伊朗军官警告以不要依赖“萨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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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之子韩康介绍说，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疑点是，被害人一直明确表示实施抢劫的人有两个，不过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韩宇的“同伙”。韩宇告诉记者，他面对警方讯问时曾多次表示，当晚进入老人家中的只有他一人，警方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一名骑电动车进村的男子疑似他本人，不过警方给他看的这段视频监控里，也显示只有他一个人。

2021年11月29日，利辛法院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后，再次就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韩宇在实施入室盗窃的过程中，使用轻微暴力劫取126元，转化为入室抢劫，依法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但该量刑明显与其罪责不相适应，由于韩宇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对被告人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被告人韩宇犯抢劫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云开平台，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