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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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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在一个标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版权所有”字样的“科技工作者之家”网页中，自称在广州南方学院番禺附属中学学习的中学生何某，在工作经历部分自称成为“青少年科技研究工作室正高级负责人”，并自称是该工作室“创始人、负责人、总工程师”。根据该网页资料，何某出生于2008年12月，籍贯为湖北省。

根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除了“科技工作者之家”网页介绍外，名为“荔省青少年科研活动小喇叭”的微信公众号则刊文介绍何某：“男，2008年12月28日出生于广东广州，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科技研究工作室总负责人及总工程师、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会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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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存在上述理念问题，每当“驴友”探险被困事件发生，舆论场总会呈现两种观点，比如“2万元救援费用太少，200万元才能长记性”“救‘驴友’就是浪费人力”等。前述观点固然偏之于极端，但的确为救援“驴友”提供了思考的角度。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探险不存在或然性，而是生命安全存在有90%受到威胁的可能性，此时，还会有多少“驴友”选择此种探险的自由？以常理度之，将淘汰绝大多数冒险者，而对于那些从血液里便热爱冒险的人，自然也愿意缴纳高昂的“保险费”。

因此，从治理的角度上，对探险地做风险等级划分并设置相应等级的救援费用标准，可能是破解“驴友”不听劝阻并达成舆论合意的方式。如一地的风险等级为超高风险，救援成功率不足10%，救援时长超过48小时，救援费用为100万元，那么，“驴友”就会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并将衡量自身的经济条件作出决定，同时政府部门也可从无限责任的大政府约束中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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