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极端事件增多凸显心理教育缺失，如何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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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余华英将受到的处罚似乎没多少悬念：2023年，贵阳中院一审对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贵州省高院二审以原判漏罪等为由发回重审，今年10月11日，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余华英自1993年至2003年期间，伙同另外两人，在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流窜，物色合适的儿童进行拐卖，共计拐卖17名儿童，在一审和二审所认定犯罪事实基础上，拐卖儿童的数量增加了6名。在这种情况下，她几乎不可能被轻判。

她想到一个办法——在社交账号上发布自己和养父相处的日常。寻亲成功后，她会带着聋哑养父到姐姐家里一起过年，陪他一起去北京玩。她希望通过这些视频，告诉想找家但不敢找家的被拐儿童们：“你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找，找到(亲生父母)之后，决定权在你们手里。你们只会多一个爱你们的人今年会app，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我在找到家之后，生活也没有被影响。”

杨妞花不忍心拒绝每位到访的记者，哪怕她已经把这些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她格外珍惜每一次发声的机会。尽管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拥有上百万的粉丝，但她始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够。她希望通过接受采访今年会app，让更多人关注被拐儿童以及寻亲群体。正如她这次开庭前把父母的照片带在身边那样——“我想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拐卖事件，也希望判决能够震慑人贩子。”杨妞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