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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词语与观念之间并不是简单固化的一一对应关系。有某个词语和某种表述，当然就会产生某种观念，但某种观念却并不一定只由某个词获得一种表述。比如“内圣外王”这个词和表述来自道家经典《庄子》的《天下篇》，但这个词又往往被用来阐述儒家经典《大学》中的“修齐治平”观念。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这个观念，既可以用这个词本身来表示，也可以用“修齐治平”来表示。

其次，要看所提思想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层次问题。西方“人权”概念提出的背景是神权和封建专制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因此人要抗争，以争取权利。而中国古代社会情形和思想从总体上是天人合一、君民一体，民本思想影响很深远。统治者必须给民众以生存权、财产权，必须关注和保障民生，因而“人权”其实是中华文化、文明的应有之义。中国古代虽没有“人权”一词，但却有“人权”理念。

陈仁仁：中华典籍中有很多人权理念。单以儒家为例，“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的思想，把关爱他人的“仁爱”精神当作人的本质属性，以及《易传》以“仁义”为“人道”，是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最深层的人性和人格基础。孔子“厩焚”“问人不问马”，孟子所谓“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以及“五十者可以衣帛”“七十者可以食肉”“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表明对人生命的尊重和生存权的维护。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是平等受教育权的一种表现；孟子所谓“制民之产”则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荀子所谓“人最为天下贵”，是对人价值的充分肯定；“民本”思想则是人权理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集中体现。这些人权理念是中华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重要基础。只有基础打牢了，文明发展才能持续。

陈仁仁：在我看来，此次面向海内外征文对推进中国当代人权事业发展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意义：一是加强对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建设之学理基础的研究，尤其是通过发掘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权理念，为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提供历史经验、智力支撑，进而增强文化自信、文明互鉴；二是提升全社会对人权的思想认识，增强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

中外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和研究了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并有诸多新突破和发现。首先是文献方面的拓展和突破，本次会议论文涉及的中华典籍除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外，还涉及新出土文献和法律文书、古代律令等；其次是研究成果方面的发现，如从理论上广泛揭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人权意识，包括生命权、生存权、发展权、自由权、财产权、人格权、尊严权、环境权等；同时从古代典型案例、文献和历史故事中发掘出不少具体领域的人权理念，比如秦汉简牍文献中的女性恤刑理念，具体律令和法律案件体现的“恤贫”“恤弱”“恤幼”观念，以及官箴法律文化中的人权理念等。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和智慧，通过系统深入的研究，必定能对当前诸多人权问题提供有益启迪。崇尚和平，主张“和而不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和平权或者和谐权是现代人权的重要内容，中华文化必定能以“同人于野”“类族辨物”的广泛团结和求同存异精神，实现个体和集体的人权。当然，对于当今面临的人权问题，需要作具体深入的研究，中华文化不一定都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一定能为人权进步与发展贡献丰富的思想资源。(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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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获悉了一起民事纠纷案件。由于商品销量不及预期，商家与带货公司之间因服务费、违约金等问题产生了争议，商家起诉带货公司要求退还服务费并支付违约金，最终获法院部分支持。销量不及预期，商家起诉带货公司为了利用直播推广产品，A公司（产品方）与B公司（带货方）签订服务合同。合同约定，B公司向A公司提供带货服务，B公司承诺于2022年4月5日前完成销售总额90万元的目标，并按销售额17.5%收取费用，若B公司未完成，则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继续延长合作时间或者B公司向A公司按比例退款。合同还约定，违约方对非违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合同标的额30%的违约金，并赔偿非违约方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由于B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足量销售商品，A公司将其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要求B公司退还已支付的服务费69505元，B公司向A公司支付违约金60000元。丰台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找到B公司对自己的产品进行直播带货，双方就案涉网络推广服务形成服务合同关系。双方订立的《服务合同书》对合同解除、服务费以及违约金均有约定。经查，双方曾通过微信就退款事宜进行沟通协商，B公司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公司同意退款。A公司已向B公司支付服务费70000元，而B公司就本次服务完成的销售额为2828.44元。因此，法院判决确认双方合同解除；判令被告B公司向A公司退回服务佣金，但不是全额退回，B公司仍可以保留依据其直播销量应得的服务佣金；同时由于销量未达标且未按时退款的情形存在，B公司应当按照对A公司实际造成的损失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宣判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现一审判决已经生效。法官：商家与主播应对流量变现的风险进行预估和分担法官表示，该案中，案涉合同因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如果合同中有明确的约定解除条款，即使未能协商一致，也可以根据约定，以通知形式解除合同；而因某些特殊原因使得直播带货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时，可以行使法定解除权通知解除合同。对于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针对“合同解除有什么法律后果”这一问题，法官解释称，《民法典》第56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如下：一是未履行的债务不再履行。就本案而言，当双方协商一致后，合同就已经解除贝搏体育app官网下载，原本约定的合同义务双方不需要再履行，即A公司不再支付服务费，而B公司也无需再提供带货服务。二是恢复原状及赔偿损失。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合同解除的受损方还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在本案中，A公司就要求B公司退回服务费。三是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当中合同解除的直接原因，是B公司带货销量不达预期，属于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故A公司可以要求B公司支付违约金。四是担保责任，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虽然本案中没有担保情形，但还是要注意：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并不当然地随着主合同的解除而免除。此外，针对“如何认定违约金过高以及如何进行调整”的问题，法官称，根据《民法典》第585条规定，当事人请求法院减少违约金的，法院应以《民法典》第584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作出裁判。约定的违约金超过根据《民法典》第584条规定确定的损失的30%的，一般可认定系“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减少的，应承担举证责任；相对人主张违约金约定合理的，也应提供相应证据。法院从违约金与实际损失相关关系的角度，以法律规定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等予以确定，具有一定自由裁量的性质。本案中，A公司主张违约金确有事实依据，但其并未就实际损失提交相应证据材料，故法院对违约金酌情予以调整。法官提示，商家与主播在订立网络直播服务合同、约定直播推广服务时，双方应对流量变现的风险进行预估和分担，结合具体的合作模式以及销售产品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选货、定价、库存处理、最低销量以及相应的违约后果进行明确约定。当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双方应及时沟通，通过平等协商对合同的继续履行或解除达成意见，避免产生后续纠纷。此外，带货主播应严格遵守产品的有关商业秘密及其他保密义务，并根据不同的合作模式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可以进行相关竞业限制条款的约定。而商家也应对产品的售后及维护等事项进行相应的配合。新京报记者慕宏举编辑彭冲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