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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教育“梯度婚”（妻子学历低于丈夫）正在减少，而高学历“同质婚”（夫妻双方学历一致）和女性“向下婚”（丈夫学历低于妻子）增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妻子出生于1990—1994年）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也曾发现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已超过“向上婚”。

“年轻队列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模式可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统计发现，在教育异质婚中，自1965—1969年出生队列以后，女性向下婚的比例持续攀升，甚至逐渐超过了传统的梯度婚。在最年轻的出生队列中，梯度婚的比例已降至21.7%，而女性向下婚的比例则增加到了25.8%。这与2022年学者许琪的研究结论相似092美狮贵宾会，即2014—2018年结婚夫妇中女性向下婚占比25.3%并超过向上婚（23.3%）。

依据研究目的，该研究聚焦于夫妻样本，结合完成正规教育并进入婚育年龄的实际情况，选取了妻子出生于1950—1994年（即26~70岁）的夫妻样本，并以五年为一个单位，将其划分为九个出生队列进行分析。该文整合了2010—2020年的六轮数据，共涵盖20177对夫妻样本（个体样本达40354个），用于描述和分析夫妻教育匹配模式及其队列变化趋势。经过有效筛选和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2523对夫妻。

具体而言，在整体样本以及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子样本中，相较于传统的女性向上婚，女性向下婚在生育方面呈现一定的劣势。这种劣势可能源于生育所带来的较高机会成本和经济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女性向下婚夫妻中，女性在生育决策上似乎展现出了更大的议价空间。当她们感知到自身权益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下仍未得到充分保障，例如仍需承担大部分家庭和儿童照料的责任时，可能会选择限制生育数量。

然而，从“70后”子样本开始，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了：女性向下婚相较于梯度婚在生育方面的劣势在统计上已不再显著。这一转变似乎暗示着，随着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性别角色、家庭分工观念的演变，女性向下婚模式的生育机制可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往往伴随着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和家庭分工认知。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或相对于丈夫较高的女性（即向下婚中的女性）在寻求家务外包或配偶协助方面通常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因此，在年轻队列样本中，高学历夫妻和女性向下婚夫妻不再表现出显著的生育劣势，这反映出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模式正在从传统向平等过渡。”作者谈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家庭住房、生育和养育成本的急剧上升，女性在家庭经济角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于许多家庭而言，妻子的经济贡献对于维持生活品质和实现生育愿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性别平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性别观念变革呈现不平衡态势，男性配偶观念转变滞后，这制约了性别平等的进程。随着女性在教育和收入上逐步取得优势，她们获得了更多将家务外包的机会，包括通过市场购买服务和寻求代际间的互助支持。然而，在育儿观念迅速变化和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母亲在子女教育尤其是课外学习方面所承担的责任却在不断增加。这一现象导致儿童抚育特别是‘育’方面的负担日益加重。”作者写道。

CFPS 2020的数据显示，在幼儿园接送以及孩子的作业辅导等方面，妻子所承担的责任仍然远远超过丈夫。此外，平等的性别分工在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有一些政策仍在无形中强化女性作为家庭和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角色定位。例如职业女性享有较长的产假或育儿假，但男性配偶的陪产假（护理假）和育儿假却相对较短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缺乏充分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家庭领域性别平等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如何制定更有效的生育支持措施？结合上述研究结果，作者认为，从女性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以及性别角色不断演变的社会背景出发，要实现理想的生育水平，必须积极倡导平等的性别分工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随着男性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日渐承担更多责任，他们自身也可能面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这可能不利于夫妻双方形成共同的生育意愿。生育支持政策应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这包括推广新型的婚育文化、鼓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育儿责任以及制定能够减轻夫妻或家庭层面育儿负担的政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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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5月10日中午，我做到了！从阿姆斯特丹骑行7500公里后，我到达了中国新疆西部城市伊宁附近，这里的边境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镜头里，身穿骑行服的荷兰人奥雷·伯曼用略带喘息的声音，激动地分享自己的行程092美狮贵宾会，一路骑行的疲惫仿佛在这一刻被驱散。对他来说，抵达中国并不是此次骑行旅程的终点，此刻，他与中国文化的奇妙邂逅才刚刚开始。

20年前，荷兰人奥雷·伯曼第一次来到中国，其后数年间，他在中国从事文化、建筑和艺术等方面工作。他担任过双城双年展的创意总监，改造老厂房，建立新的博物馆。后来搬到上海，在同济大学担任建筑系教授。这次长达156天的骑行之旅，正是他在同济大学工作的一部分，他一边骑行一边教学。也因此，有网友称他为“骑行10756公里来上班的教授”。

当时很多人好奇，他为什么要以这样缓慢的方式前往一个早已熟悉的地方。“仅仅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永远不能揭示‘东方’的真正意蕴。”奥雷·伯曼说，他要用骑行的方式，展开一场“穿越珍贵文化遗产的探索之旅”。“从西到东，我想充分地体验一种缓慢的变化，包括文化、建筑、景观、饮食习惯、说话方式等不同方面。”他也用颇具中华文化特色的词汇形容这趟旅程：“我想以自行车为‘毛笔’，书写一幅关于东西方文明对话的‘书法’。”

站在阳关故址，他向西远眺，想象着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骑着骆驼的旅人们踏上穿越亚洲的漫长旅程时所见的景象，指着远方发出感慨：“难以置信，我自己刚刚也来自那个地方！”在火焰山，感受着48℃的高温，他感叹自己的“东游记”与中国最著名的《西游记》在此相遇，“很遗憾的是，我没有像孙悟空一样的徒弟，也联系不到铁扇公主借芭蕉扇，真的太热了！”在敦煌莫高窟，他在傍晚闭园后到附近散步，且听鸟鸣清脆，头脑中冒出旷世建筑背后的关键词：奉献、决心、毅力、力量……

8天后，名为“东游记”的展览在浦东碧云美术馆开展。摆在展厅正中央的092美狮贵宾会，正是他的“亲密伙伴”——伴他骑行万里的自行车。他把自己到过的每个地点标注出来，和丝绸之路、玄奘西行，还有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绘制在一张地图上，“我走过马可·波罗和玄奘的历史足迹，这些古老的商道、智慧之路，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交流和梦想。”

展板上的一张张照片定格了“东游记”的重要时刻和他的思考。在一片稻田前，奥雷·伯曼拍下一张照片：前景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远处是一座白色的巨大风车。这个中国人司空见惯的画面，在他看来，却是一幅新旧能量交织的美丽景色。自古以来，粮食为人类提供能量，而如今，风车则是新能源的代表。由此，他联想到汉字“和”，“‘和’字由象征稻田的‘禾’、象征需求和消费的‘口’组成：没有人，稻米无用；没有稻米，人难以生存。稻米与人相结合，共同孕育出社会与文明。中国人关于和谐、天人合一的理念大概就藏在这个‘和’字里了。”透过眼前的景象，奥雷·伯曼看到了人的核心价值观在汉字中得以体现092美狮贵宾会，也感受到了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厚底蕴。

一路上人们的善意令他至今难忘。入境中国时正值中午，工作人员看到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而来，不仅分给他午饭，还把自己的筷子折断092美狮贵宾会，分给他一半；在伊宁，为补办电话卡，当地好几位热心人辗转花了近3个小时找来翻译，为他翻译证件，他才得以顺利完成接下来的旅程；还有很多在网上追看“东游记”的人，与他相约在途经的城市碰头，带他领略当地的名胜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