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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反洗钱法修订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黄海华介绍，根据各方面意见，草案三次审议稿拟作如下主要修改：一是，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采取洗钱风险管理措施的条件，避免影响客户正常的金融活动。二是，增加规定金融机构在公司内部、集团成员之间共享反洗钱信息应当符合有关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三是，完善洗钱风险管理措施异议处理机制，增加规定涉及客户基本的、必需的金融服务的异议，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处理。四是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分别规定单位和个人未依照规定采取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的法律责任。五是，对特定非金融机构及相关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

“我们注意到，社会各方面确实对平衡反洗钱工作与保障正常金融活动的关系、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等问题十分关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建议。”黄海华介绍，综合各方面意见，修订草案作了针对性地修改完善。其中，为进一步平衡开展反洗钱工作与保障单位和个人正常金融活动的关系，修订草案主要作了四个方面修改：一是，明确反洗钱工作的原则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规定反洗钱工作应当依法进行，确保反洗钱措施与洗钱风险相适应，保障正常金融服务和资金流转顺利进行，维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增加规定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应当根据客户特征和交易活动的性质、风险状况进行；对于涉及较低洗钱风险的，应根据情况简化客户尽职调查。三是，明确金融机构采取洗钱风险管理措施的条件，不得采取与洗钱风险状况明显不相匹配的措施，并保障客户基本、必需的金融服务。四是，简化救济程序，规定单位和个人对洗钱风险管理措施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洗钱风险管理措施涉及客户基本的、必需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及时处理。

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信息，修订草案主要作了四个方面规定：一是，在保留现行反洗钱法关于严格规范反洗钱信息使用规定的同时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增加规定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二是，明确要求提供反洗钱服务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因提供服务获得的数据、信息，应当依法妥善处理，确保数据、信息安全。三是，增加规定金融机构在公司内部、集团成员之间共享反洗钱信息，也应当符合有关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四是，增加规定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反洗钱信息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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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妞花在接受采访时提到，除了希望判决余华英死刑外，还提出了920万元的民事赔偿，“920万只是一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人贩子根本就给不了，但该提的还是要提。可能她连3万块钱也给不了我们，但数字一定要提高，这是对其他人贩子的一个震慑”。那么，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关于民事赔偿的范围和金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一是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包括针对被拐卖儿童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针对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侵权赔偿。具体到余华英案，就被害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实际损失而言，其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包括受害儿童的人身损害赔偿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受害家庭因被拐卖而直接产生的经济损失，如寻找孩子的费用、被拐儿童寻找亲生父母的实际支出费用等。

记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规定，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父母子女关系或者其他近亲属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规定的严重精神损害。严重精神损害该如何定性？其与赔偿金额、范围的确定有什么关系？如果非严重精神损害，是否也可以获得民事赔偿，金额怎么确定？

在我看来，主张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即构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观点，容易导致精神损害赔偿的滥用。首先，从法律角度来看，严重精神损害的认定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标准和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心理状态、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等同于严重精神损害，还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其次，从现实来看，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的行为确实可能对被监护人及其家庭成员造成严重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创伤。然而，这种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可能因人而异，是由受害人的个体差异、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在认定严重精神损害时，需要充分考虑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赔偿金额的确定通常依赖于多种因素，包括被监护人的年龄、受害程度、监护人或近亲属的精神痛苦程度、犯罪行为人的过错程度等。

强化司法保障。一方面严格司法审判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确保受害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133988C0m马会传真澳门，对于符合赔偿条件的寻亲费用，应依法予以支持；另一方面加大执行力度，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分子的财产追缴力度，确保赔偿款项能够及时到位。与此同时，建立执行监督机制，对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估，确保赔偿款项能够真正用于受害者的生活和康复。